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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四娘是杜甫诗中的人物,杜甫在《江畔独步寻花·其六》中写道:“黄四娘家花满蹊,千朵万朵压枝低。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杜甫诗歌细大不捐,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:一方面,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,诗歌再现了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,具有“史”的价值;另一方面,杜甫栖息草堂时期生活较为安定,也有闲适性的写景咏物和琐事成吟之作,因此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黄四娘才得以进入其视野。
杜甫诗歌光焰万丈,尽得古今之体势,可谓唐代诗歌的集大成者。在许多人看来,黄四娘进入杜甫诗中,可谓附骥而不朽。后人辑录的《东坡诗话》“书子美黄四娘诗”条中便记载了苏轼对黄四娘的评价:“此诗虽不甚佳,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,故仆喜书之。昔齐鲁有大臣,史失其名;黄四娘独何人哉,而托此诗以不朽,可以使览者一笑。”南宋文人胡仔在《渔隐丛话》中也指出:“黄四娘者独何人哉?因托此诗,以得不朽,世间幸不幸类如此。”古来富贵而名磨灭者不可胜计,黄四娘作为一介草根女子,凭借杜诗而名传后世,所以苏轼和胡仔认为她无疑是幸运的。
然而,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,明代文人倪谦便写道:“萧瑟西风送晚凉,千山摇落寄他乡。烽烟时警深边戍,燐火宵明古战场。蝶梦悠扬云杳杳,萍踪飘泊海茫茫。久知身后名无用,莫羡杜陵黄四娘。”在倪谦看来,人死便一了百了,所以即使杜甫诗歌写到了黄四娘也不值得羡慕。当然,倪谦这首诗意味颇为复杂,既有轻视虚名的豁达,也有人生如梦的消极,“黄四娘”只是其中的一个符号。
清代文人赵冀认为,杜甫沉沦不遇,不知富贵为何物,突然面对花花世界,难免倍感新奇。他在《瓯北诗话》中论及杜甫时说:“书生穷眼,偶值声伎之宴,辄不禁见之吟咏,而力为铺张。”在赵冀所举的诸多例子中,就包含杜甫《江畔独步寻花·其六》这一首,他说:“至黄四娘家,则云‘黄四娘家花满蹊,千朵万朵压枝低’,皆不免有过望之喜,而其诗究亦不工。”这首诗艺术上工不工固然可以商榷,但是赵冀对杜甫创作动机的评价有一种得意人看失意人的傲慢,明显有失厚道。
黄四娘因为进入杜甫诗歌便为后人知悉,这一佳话极具典型性,以至黄四娘成为一个幸运者的“共名”符号,常常为后人所道及。苏轼曾在一首记载去林氏媪家中观花的诗中写道:“缥蒂缃枝出绛房,绿阴青子送春忙。涓涓泣露紫含笑,焰焰烧空红佛桑。落日孤烟知客恨,短篱破屋为谁香。主人白发青裙袂,子美诗中黄四娘。”林氏媪与黄四娘都拥有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,苏轼想象生活于唐代的黄四娘年龄和装束就像眼前的林氏媪一样,因而把林氏媪比作杜甫笔下的黄四娘。
吴曾在《能改斋词话》“欧梅二妓诗”条中说:“人之幸不幸,欧、梅偶见录于豫章,遂为不朽之传,与杜诗黄四娘何异。”所谓“欧梅”,指的是当涂两名官妓;所谓“豫章”,指的是诗人黄庭坚。黄庭坚曾有诗道:“欧靓腰支柳一涡,大梅催拍小梅歌。舞余片片梨花雨,奈此当涂风月何。”此外,白居易曾为杭州名妓吴二娘写下“吴娘暮雨萧萧曲,自别江南更不闻”的诗句,明代杨慎在《升庵诗话》中说:“吴二娘亦杜公之黄四娘也,聊表出之。”
人以文传,被视为黄四娘的,除了女性其实还有男性。惠洪《冷斋夜话》“东坡留戒公疏”条中说:“戒公甚类杜子美黄四娘耳,东坡妙观逸想,托之以为此文,遂与百世俱传也。”戒公不但是男性,而且是大德高僧,苏轼为他写了一篇文章,使之名传后世,在惠洪看来就颇有点像杜甫笔下的黄四娘了。由此可见,黄四娘已经超越性别界限,成为一类人物的“共名”。
没世而名不称是世人普遍的遗憾,聊堪慰藉的是文章乃不朽之盛事,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,也可能因为偶然的机缘,假他人言辞而为后人所知。除了杜甫笔下的黄四娘,李白笔下的汪伦和斛斯、王昌龄笔下的辛渐、贾岛笔下的李凝等都是如此。
一些杜诗评注者从作品影响的角度进行解读,只能看到小人物附骥的幸运,虽有道理但尚显不够,还应该从创作动机的角度进行分析才更全面。作家在文本中呈现什么或屏蔽什么,其实都是经过精心剪裁的,可以说文本中出现的任何文字都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,对于高度凝练、惜墨如金的诗歌而言,无疑更是如此。杜甫诗中黄四娘这一名字的出现,背后传达的是作者平等看待小人物的眼光、平等对待小人物的襟怀——这其实也是一些诗歌评论家没有意识到的。
(作者单位系贵州财经大学)
《中国教师报》2023年04月19日第16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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